董广伟 《 光明日报 》（ 2014年07月22日 16 版）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，位列古代四大名“注”之首，也是陈寿《三国志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自裴注产生以来就有学者对之从不同角度进行解

董广伟 《 光明日报 》（ 2014年07月22日 16 版）

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，位列古代四大名“注”之首，也是陈寿《三国志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自裴注产生以来就有学者对之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或阐释，主要涉及裴注的具体史事内容考证，裴注所引史料、体例、种类考辨，注史体例评价，裴松之及其思想综合研究等，可谓硕果累累，但多属于静态性描述或评价。实际上，裴注是一部承载多方面信息的重要文献，对之的释读可以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动态的考察，如从文史分野的发展及时代特点对之所具有的影响角度探讨，就别有一番“天地”。在裴松之看来，陈寿对三国历史的记载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其内涵，而这种对内涵的反映往往是通过生活细节来表现的。客观地讲，通过文学化手法再现历史，正是陈寿《三国志》所缺乏的东西，也是裴松之补注繁富的根本所在，同时还是裴松之作注的根本原因。陈寿《三国志》与裴注的记史风格的差异，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史分野的曲折进程息息相关的。

陈寿《三国志》叙事简要，取材严谨，问世后即得到时人称赞，如“夏侯湛时著《魏书》，见寿所作，便坏己书而罢”。陈寿本人也被称赞为“善叙事，有良史之才”。至南朝时，宋文帝却以《三国志》“失在于略，时有所脱漏”，乃命裴松之为之补注。裴松之并未遵循传统的名物训诂角度注释《三国志》，而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注释方式